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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坡耕地不同耕作模式生态效应研究
- 作者： 杨凯 日期：2009-04-01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耕作模式 黄土高原 坡耕地 生态效应
- 描述：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而坡耕地更是保水保肥能力低下,同时黄土高原地区播种季节气温低,降雨稀少,而土壤温度、水分和养分对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由有重要的影响。在该地区进行基于保护性耕作原理的农业防蚀减灾模式和技术措施的优化和选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前人的对保护性耕作的研究多是在覆盖与不覆盖或者免耕等耕作措施与常规耕作之间做比较,很少有研究直接比较覆盖、免耕、起垄等耕作措施对土壤水分和地温的作用效应。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对不同覆盖材料以及免耕、起垄等耕作措施下土壤的水热条件和养分状况以及保持水土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通过这种比较,为在黄土高原水蚀风蚀生态脆弱区合理的选择和应用不同的耕作措施提供参考,以期实现该地区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本研究的试验地点选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典型的水蚀风蚀区神木县,进行了免耕、秸秆覆盖、地膜覆盖、起垄地膜覆盖、起垄5种不同的保护性耕作措施试验,对实行不同保护性耕作措施的小区的耕作层地温和土壤养分以及0-100cm土壤含水量进行了连续测定,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在一天当中,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每层土壤的地温平均值逐渐降低并且地温的变化幅度逐渐减小。秸秆覆盖处理有明显的降低地温的作用,但降温作用主要体现在5cm处和25cm处,在其他各层次和对照处理的地温相差不大。从提高地温的角度看,起垄地膜覆盖提高地温的效果最好。地膜覆盖大幅度的增温作用只有在天气较为晴朗的情况下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而秸秆覆盖在低温条件下则有一定的保温作用。 (2)本试验所采用的耕作措施在土壤耕作层的水分含量都高于对照处理,其中地膜覆盖处理提高表层土壤含水量的效果最好,然后依次是秸秆覆盖处理,免耕处理,起垄地膜处理,起垄处理,最后是对照处理。但是经SAS软件分析,各个处理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在0-100cm的深度,起垄处理对土壤储水量的效应最好,也是唯一高于对照处理的一个处理。 (3)覆盖方式对黄豆的出苗率、出苗时间和作物产量都具有十分明显影响。在本试验条件下,地膜覆盖处理的出苗率最高,然后是起垄地膜覆盖处理和起垄处理,这三个处理的出苗率较对照处理提高3.48%-4.47%。免耕与对照处理相比,出苗率几乎相同。但在秸秆覆盖的条件下,黄豆的出苗率低于对照处理。同时覆盖方式对出苗的时间早晚也有影响,地膜覆盖处理和起垄地膜覆盖处理比对照处理、免耕处理和秸秆覆盖处理的出苗时间提前3天,比起垄处理的出苗时间提前2天;起垄处理比对照处理、免耕处理和秸秆覆盖处理的出苗时间提前1天。 不同耕作方式对作物的产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本试验中除起垄地膜覆盖处理和起垄处理之间的结果差异不显著之外,其他任何两个处理之间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水平。各处理的产量由高到低依次是起垄地膜覆盖处理＞起垄处理＞地膜覆盖＞免耕处理＞对照处理＞秸秆覆盖处理。 (4)不同的保护性耕作措施对提高土壤养分都有一定的作用,但以秸秆覆盖的作用较好,试验表明,秸秆覆盖还田后,各种土壤养分都比对照处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5)秸秆覆盖和起垄处理以及免耕都可以有效减少径流的产生,其中秸秆覆盖处理和起垄处理在观测期内均没有产生径流,说明秸秆覆盖处理和起垄处理保持水土的效果较好。
- 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研究
- 作者： 李永芳 日期：2007-04-10 来源 ：四川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会组织 活动 清末民国时期 性质 特点 发展
- 描述：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而农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分为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清朝末年旨在农业改良的农会。中国农会肇始于清朝末年。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的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农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至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全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成立了农务总会、农务分会与分所。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受上海农学会开农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影响，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分为设立于省城的总会；设立于府、厅、州、县的分会；以及设立于乡镇、村落、市集的农务分所等三级直属组织系统。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开办农业学堂：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农产陈列所；创办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受理调解民事纠纷等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机械操作鲜有建树。同时，清末农会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这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 二、民国早期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农会。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始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是其后执掌国家政权并开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袁世凯，面对农村经济的残破、农业生产的衰微以及农民生活的困苦不堪，均对改良农业、发展农会组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民国早期思想界各种“新思潮”的竟起、兴农呼声的日益高涨，则为农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农会组织得以更加广泛地发展。民国早期的农会依然是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但在清末农会分为三级的基础上增加为四层，即增设了一个最高层——全国农会联合会，使农会组织从上到下更具完整性。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其富有成效性的活动主要表现为编制每年该区农业状况调查表呈报上级农会与主管官署；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方面。由于该农会是在清末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辛亥革命后国家体制由君主走向共和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纷乱政局等新的社会因素，无不影响和赋予了该农会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在其组织构成、职能与性质等方面与清末农会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依然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的、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社会团体和联络机关，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的社会经济自助组织。 三、国民革命时期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农会作为农民阶级自己的组织，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群体组织的出现，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种新型农会是在农村经济凋敝、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土地占有日趋集中、农村阶级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创建起来的。1921年9月成立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色彩、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为已任的新型农会。随后，广东海丰赤山、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所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策和措施，为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颁布的全国《农民协会章程》，为各地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文本依据；历时两年多举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促进了各地农会组织的空前发展。同时，1927年4月还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省、县、区及乡级层层连接的的直属组织系统。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了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反帝斗争和农村大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开展的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时期农会活动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且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亦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较大差异。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已根本区别于清末民初的农会，尽管它也进行了一些农业改良的活动，但不再是为政府服务的农业咨询机构，而是由中共创立和直接领导、并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斗争色彩和政权性质的农民自治性组织。 四、国民党控制下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的农会。国民党所领导的农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对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协组织加以摧残的基础上，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乡村建设运动广泛兴起的情势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自治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予以重建、整顿和发展起来的。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以及1930年《农会法》颁布为标志的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制定为标志的整顿阶段。国民党控制下的农会，其法定任务可谓面广繁多，但大多未曾付诸实施，各地农会所开展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进行该区域农村概况调查并填写报表呈送主管官署等。同时，该农会呈现出了法规条例的完备性及其多变性、组织制度的民主性、政府控制的严密性、主要活动及其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国民党领导建立的农会，名义上是一种旨在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以图农业之发达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实际上则是一种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是整治社会秩序的保甲附属，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 五、革命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在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建立农会组织以整治社会秩序的同时，共产党在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也相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会组织，即苏维埃区域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区的“农民协会”等，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活动。革命根据地的农会组织呈现出组织名称的多元性、组建方式的策略性、组织系统的不完整性以及气势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从其性质和功能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作为革命政权合法执行机关的社会组织，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兴起与乡村政权的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结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为：1、农会组织呈现出了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多种类型；2、农会组织成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建构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维护者”、“破坏者”与“整治者”等不同角色的活剧；3、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生产、缓解农民生活贫困、改变农村文化教育落后状况、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4、近代中国农会组织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农会组织须应坚持“自愿性”、“自主性”、“民间性”和“法制性”；5、总结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目前理论界在研究“三农”问题中存在的是否重新建立农会组织的讨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照。
- 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
- 作者： 李根蟠 日期：2016-12-05 来源 ：古今农业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稻麦 长江下游地区 耕作制 种麦 两熟制 农作制 复种制 一年三熟 农业技术体系 土地利用
- 描述：
- 银川市耕地变化与基本农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 作者： 李建春 日期：2014-06-01 来源 ：中国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GIS 耕地 土地评价 基本农田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 描述：耕地是土地资源中的精华,人们获取农产品的基础条件。结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占用耕地的状况,更加凸显了耕地保护研究的重要性。通过选取西部地区具有典型代表的银川市作为研究区,结合遥感和GIS,分析了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区域耕地变化规律性特点,识别耕地变化关键驱动因子,预测耕地变化趋势,并提出了结合LUCC研究成果的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方法,为耕地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通过对银川市耕地数量、空间与质量变化规律分析表明：1989-2009年间,耕地表现出持续快速膨胀式扩张的特点。1999年前,耕地增加主要位于新城区(西夏区),1999年后,耕地增加主要位于东部老城区(兴庆区)和北部郊区县(贺兰县)。从耕地空间和结构变化的特点来看,1999年前,耕地转换主要为市区西部大面积的未利用地开发;1999年后,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城镇用地迅速扩张占用周边耕地,以及农业生产圈外围的土地开发和整个区域内开展的土地整治。全市耕地重心向西北部移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局部稳定性区域,并且城市扩张“贴边建设”占耕比例过高这一现象在1999年后表现得更为显著。全市耕地平均自然质量持续性降低,在1999年前表现的更加明显。结合耕地景观指数分析表明,耕地的破碎化程度经历了先升高后降低的过程,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则持续提高。 (2)通过乡镇统计面板数据与遥感分类数据相结合,探索1999-2009年间银川市耕地变化驱动力分析表明：耕地自然质量以及城镇距离构成了耕地减少的重要驱动因子,从数量关系上证明了耕地减少对于自然与区位条件具有偏好性;移民开发引起的人口总量增加以及快速城市化是这一时期内耕地数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社会经济条件对于耕地数量变化具有两方面作用,利用经济措施调控耕地数量,从宏观上看,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从微观上看,则需要保障农民收益水平；种植粮食作物对于促进耕地面积增加,抑制耕地面积减少具有双重作用,表明银川市作为引黄灌区重要商品粮基地这一战略定位对于保障耕地面积产生了积极影响。 (3)在土地利用规划约束下实现了2020年耕地空间布局预测。利用遥感影像反映出的规律性,结合银川市级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布局和规划约束性指标的限制,通过CA-Markov模型得出了2020年土地利用图。预测结果分析表明,未来时期内耕地仍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地类,耕地数量将会继续增加。可供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已经接近枯竭,由于开发生态性用地以及劣质耕地退化,耕地平均质量稳中略有提升。同时过度开发引起的耕地退化现象会进一步凸显,因此在耕地利用中需要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重点协调区域水资源供给平衡,实行优质耕地保护策略是实现区域耕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在综合银川市耕地变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区域特点,构建了基于耕地自然质量、经济驱动、规划预测以及生态安全的基本农田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同时设置了质量最优、经济最优以及生态最优3种不同的情景模式,通过选取图斑为评价单元,将耕地的质量区位、图斑属性及利用方式相结合,创新提出了基于耕地图斑综合排序模型划定基本农田的方法,实现了优质耕地的集中连片保护,并通过该模型确定了不同情景模式下基本农田划定的范围。对比分析表明,当前银川市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方案,统筹考虑了自然质量、经济驱动以及生态环境风险三个不同方面,整体布局具有合理性。
- 宁夏南部山区芹菜合理复种试验研究
- 作者： 李冬 代国鹏 闫菊红 马成 王霞 马培娟 日期：2016-12-05 来源 ：宁夏农林科技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小白菜 豌豆 甘蓝 西芹 大白菜 复种 菠菜 燕麦
- 描述：
- 宁夏设施蔬菜连作障碍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 作者： 朱英 日期：2014-05-01 来源 ：宁夏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综合防治 影响因素 设施蔬菜 连作障碍
- 描述：设施农业是宁夏六大主导产业之一,种植面积由2005年的1.5万hm2迅速扩展到2013年的18万hm2,在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宁夏设施作物连作时间的逐步延长,连作障碍现象日趋加重,严重制约了宁夏设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设施农业连作障碍对保障宁夏现代农业的健康发展十分迫切。为此,笔者通过田间试验和室内化验分析,探讨引起全区不同园艺作物连作障碍的主要发生机理和影响因素,并通过基施生物有机肥,基施、蘸根和喷布微生物菌肥,追施沼液复合微生物肥等综合措施,探讨不同园艺作物连作障碍的综合防治途径,以期为宁夏设施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设施瓜菜连作障碍因素 通过实地调研和室内分析,引起宁夏银川贺兰产业园与宁夏西吉华林公司万亩设施农业园区番茄连作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土壤次生盐渍化以及土壤结构的破坏；引起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万亩园区设施乳瓜连作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土壤线虫数量的成倍增加；引起宁夏贺兰县金贵镇设施园区设施西瓜连作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土壤盐渍化与土壤微生物区系的改变；引起宁南冷凉山区设施辣椒连作障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壤中酚酸类物质总量的提高。 2.设施瓜菜连作障碍综合防治效果 2.1在设施番茄上的应用效果 综合防治处理在一个生育期后土壤容重比常规处理降低了0.03g.cm-3,增加了土壤孔隙度,改善了土壤结构,相比常规处理全盐含量降低166.01%,促进了拱棚番茄植株生长,增加了产量。 2.2在设施乳瓜上的应用效果 综合防治处理增加了乳瓜植株株高、茎粗、土壤中微生物数量,特别是土壤中细菌与放线菌的数量显著增加,微生物菌肥的添加对杀灭线虫效果良好,线虫数量相比常规处理减少33.97%,综合防治处理增产效果显著,每亩可增产1714.96kg。 2.3在设施西瓜上的应用效果 综合防治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尤其是细菌与放线菌比常规处理分别增加34.37%、17.57%,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区系组成,植株没有感染枯萎病病菌,长势良好,果实品质改善,果形指数较好,增产效果显著；而常规处理西瓜感染枯萎病病菌严重,整棚植株死亡：综合防治措施对抑制土传病害具有良好的作用。 2.4在设施辣椒上的应用效果 综合防治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土壤中酚酸类物质的含量相比常规处理减少20.82%,综合防治措施对因作物自毒作用所造成的植物连作障碍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 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1980—2002）
- 作者： 朱启荣 日期：2005-06-01 来源 ：中国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变迁 主产棉区 比较效益 空间布局
- 描述：棉花生产的发展不但直接关系到我国两亿多棉农的增收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十多个棉花主产省的经济发展和我国棉纺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区域棉花生产布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政府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提高我国棉花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和调节全国的棉花总量供需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采用了统计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对1980～2002年中国棉花主产区的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以比较优势和区位经济理论为主要依据,建立了分析理论框架,对影响中国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进行了较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今后的调整方向和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20世纪80年代,湖北、四川、江苏和陕西省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减少,同时,向山东、河北和新疆等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增加;90年代,湖北、四川、江苏等长江流域地区和陕西省的棉花种植面积继续减少,与此同时,黄淮流域的山东、河北等地区的棉田面积迅速减少,而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张。 引起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主产棉区的种植业之间的比较效益变化和非农产业收入增加是导致地区性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最直接原因。第二,自然条件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棉花生产的比较效益,是引起地区性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自然条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均会导致地区性的棉花生产空间变化。第三,技术进步导致粮棉生产比较效益发生变化,是引起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河北两省和80年代中后期湖北等南方地区棉田锐减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不但提高了新疆棉花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且提高了该地区的粮食单产水平,导致粮食生产过剩,使部分粮田转化为棉田。第四,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技术进步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其粮棉生产成本变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国家棉花定价的政策框架下,棉花收购价格和奖售政策的调整必然导致各地区棉花生产出现非均衡发展,同时,中央政府采取的差别性的地区政策会对一些地区棉花生产的经济利益产生明显影响。研究还表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对它们的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作用不同。 中国主产棉区调整的方向是:今后应进一步缩减四川省的棉田面积,努力增加湖北的襄樊盆地和河南的南阳盆地的棉田面积,适当扩大苏皖丘陵山、岗地棉区和江苏滨海盐碱地的棉田面积,同时,应努力增加淮河平原的棉田面积,减少冀东棉田,增加冀南棉田,恢复鲁西北棉区,扩大豫东南和南阳盆地棉田面积;新疆棉区的发展方向是,可进一步扩大南疆棉区棉花的种植规模,适度扩大北疆棉区;新疆棉花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节水和提高效益之路。为减少棉花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稳定棉花生产,应尽快建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和设立棉花生产风险基金,保护棉农植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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